在产量不变的情况下，助法制度的收入是固定的，彻法制度则可以通过增大征收比例而提高收入。这样的话，国家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调整征收比例，达到聚敛财富或者与民休养的目的。

譬如汉初，经历过秦末战乱，百姓需要休养生息，缴税比例很低，为三十税一。到了东汉末年、三国时期，田赋的征收由原来的按比例，改为按照田亩数，每亩定额征收，这样税收多少与产量无关。

这种公有土地私有化的现象到了战国时期已经非常普遍，只不过都是暗箱操作，上不得台面，因为这种私有化，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周天子王权的一种践踏和破坏。直到秦孝公启用商鞅进行变法，以立法的形式确认了这种土地私有化的合法性，土地买卖得以正大光明地进行。

从此之后，土地私有制度成为中国封建时代最重要的土地制度，可以这么说，即便是贵为天下之主的一国之君，想要合理合法地占有一户小民的私有土地，也必须采取等价交换的方式。

土地私有制度，确认了农户对土地的所有权，一定程度提高了劳动积极性，公开买卖则势必加速了土地流转。

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，是财富的象征，一旦可以公开买卖，那势必会逐渐集中到有权有势的人手里，即为土地兼并，其后果就是富家之田连阡陌，贫者无立锥之地。

针对私有化带来的分配不均的问题，历朝有人提出限田之策，其目的就是防止土地大规模兼并。但是这个限额的多少，难以把握。定得太高，则形同虚设，定得太低，则阻力太大，难以施行。

到西汉末年，王莽篡位，进行全方位的改革，其中一项表示恢复土地国有，施行授田制度，意图实现土地平均分配。

可是，朝廷手中也没有足够多的土地以供分配，他采取的办法是强制没收私有田地，这招来了无数反对之声，导致民不聊生。况且，王莽得位不正，失了民心，眼见局势难以控制，王莽不得不下令停止土地国有化，继续承认私有。

有王莽的教训在前，后来者在土地改革上都谨小慎微，绝不采取激进的策略。在秦之后的近两千年的时间里，确有那么一段时间，土地私有制不占据主要地位，大多数土地是归国家所有，这段时间从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（公元485年）到唐德宗建中元年（公元780年），大约三百年。

这段时间里，土地制度施行的是均田制，即按照劳动力分配田地，使得耕地与人口合理配置，以期力业相称。这一土地制度与王莽的改革的理念基本一致，却能实行近三百年之久，是由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决定的，这种制度的消亡，同样是历史环境推动的。